玉根國脈——中國玉文化巡禮-文化,玉器

點擊:0 日期:11-01-09 相關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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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根國脈——中國玉文化巡禮

海峽兩岸三地2010海拉爾“玉文化名家論壇”紀要

夏鼐先生晚年完成並發表了兩篇玉文化研究傑作,指出全世界有三個地方以玉器工藝聞名,中國最為源遠流長。玉器是中國獨特的藝術品,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或象征。費孝通先生從世界文化多樣性著眼,強調東方文化的核心載體是玉;晚年倡導召開玉文化研討會,出版《玉魂國魄》,推動了玉文化研究。

繼承先輩未竟事業,“中國玉文化名家論壇”在紹興和珠海成功地舉辦了兩屆,第三屆7月3-7日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舉行。呼倫貝爾是“中國曆史的後院”,海拉爾是多民族聚居的“草原之都”,張玉軍區長在最美的季節裏歡迎海峽兩岸三地玉文化研究專家,共同探討中華玉文化傳承與發展。

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長致辭指出中國玉文化持續近萬年、十分獨特,是中華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組成部分,從中華文明起源的道路與特點體會到玉文化不可替代。專業學者與玉器愛好者互動推動了玉文化研究,普及了玉文化知識。玉文化研究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組成部分,(鄧聰就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玉文化課題組負責人),追溯玉文化的來龍去脈可能闡明中華文明的特色和意義。中國玉文化發展一脈相承,譜寫了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瑰麗篇章。通過海峽兩岸三地“玉文化名家論壇”這一平台,更好地傳承並不斷光大中華玉文化。

二、追根溯源史前玉器

追根溯源,東亞玉文化源遠流長,玉玦是標誌性器物。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亞地區玦飾的起源與傳播”指出:興隆窪、河姆渡文化和日本繩紋文化以及俄羅斯遠東洞穴遺址出土的玦大同小異,玉器組合驚人相似,製作工藝也基本相同,可能存在傳播關係。興隆窪遺址M135出土玦直徑六厘米,相當精致,可稱玦王;M130出土玦一對,一模一樣,堪稱絕配。興隆窪文化還有玉管、玉珠、玉墜和匕形器,已經熟練掌握了線切割、管鑽或實心鑽、打磨與拋光技術;興隆窪很可能是玦飾起源地。河姆渡文化、日本繩紋文化(桑野遺址)和俄羅斯遠東濱海地區洞穴遺址發現了類似的器物組合並使用相同的技術。此外,繩紋文化早期陶器以尖底為特征,隨著玉器的出現流行於中國東北的平底桶形陶器也見於日本列島。這不是偶然的巧合,可能與玦飾的傳播密切相關。我們將繼續尋找證據,闡明東北亞地區玦飾起源和傳播過程。

呼倫貝爾草原也是東亞較早進入玉器時代的地區。劉景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親自發掘了哈克遺址,介紹了“哈克遺址的發掘及出土玉器研究”狀況。哈克遺址位於海拉爾哈克鄉團結村,其中二號墓出土玉器多達七件:斧、璧各2件,锛、環和綠鬆石珠各一件。哈克遺址底層文化生產生活工具以細石器為主,同時出現了玉石製品,被命名為哈克文化,是呼倫貝爾草原地區距今約4000-7000年新石器時代文化。哈克文化和紅山、淩家灘、良渚文化一樣進入了“玉器時代”。哈克文化玉器共有十多件,可分為四類:工具玉锛、玉斧,禮器璧,飾品環、綠鬆石珠和崇拜物玉雕人麵像;此外,還有難以統計的玉鏃。玉斧精致,雙刃锛小巧,可能是實用的工具。璧內外壁邊緣漸薄,剖麵呈柳葉形,楊伯達稱之為“圜形邊刃器”,可能具有切割功能。哈克文化玉器中最為難得的是一件玉雕人麵像,整體呈圓角體長方形,高43寬68厚15毫米,可能是祖先或女性薩滿的形象。哈克遺址還出土了一件猛獁象牙人麵像。玉器多見於哈克文化晚期,呼倫貝爾地區產瑪瑙不產玉,玉料可能來自西北方向的貝加爾湖地區或東南方向的遼寧岫岩地區。

鄧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深入細致地研究了哈克文化玉器,正式提出“海拉爾哈克文化玉器南北二元論”。貝加爾湖附近二、三萬前就出現了玉器,一萬年前就掌握了片切割技術,出現了玉锛、玉斧和裝飾品。東北亞地區流行的玉锛、玉斧是一個係統,往西分布到了中亞乃至東歐。哈克文化玉器與歐亞大陸的聯係沒法否定。軟玉的來源問題還不太清楚。興隆窪玉玦是真玉文化的代表;線切割、管鑽、打磨等製作技術已相當成熟,肯定還可以往前推。線切割和管鑽技術在東亞很流行,哈克文化玉器的製作也采用了這些技術。哈克文化璧與環可能與興隆窪、紅山文化有關。哈克文化玉器是北方貝加爾湖地區和南方赤峰地區玉文化結合的產物。宏觀著眼,微觀著手,通過實驗研究不僅可以深刻理解玉器加工過程,而且可以窺視玉器技術與文化的交流狀況。應該從人類起源和遷徙的大背景來理解玉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不要局限於一國一省;從不同類型的器物抽出共通的技術特征,才能貫通人類文化的脈絡。

劉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紅山文化三種典型玉器的造型特征與內涵分析”指出:從歐亞大陸旱作農業起源角度考察,興隆窪小米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劍橋大學教授認為歐洲粟作農業可能源於東北亞。美國有學者認為人麵岩畫不晚於夏家店下層文化,且傳播到了太平洋西海岸,瑪雅文化可能與紅山文化有關。紅山文化分布區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郭大順先生提出玉文化源於狩獵采集經濟值得認真考慮。紅山文化最典型的三種玉器是勾雲形器、箍形器和玉豬龍,常見於高等級墓葬,且有生前使用過的痕跡或磨損,不是專門的葬玉或明器。勾雲形器造型獨特、體型較大、數量多、多位於死者胸部,是紅山文化最獨特的玉器,可能與溝通天地有關,其具體用途和含意還有待闡明。箍形器為斜口無底桶形器,加工痕跡和磨損明顯,類似於某些紅山陶器,可能用於祭祀;與淩家灘龜型器類似,但體形較大,來源與功能也可能不同。玉豬龍包括C龍、小黃龍和常見的豬龍,多見於紅山文化晚期,也見於商周墓葬。玉豬龍是紅山先民崇拜野豬習俗的體現,商周墓葬出土玉豬龍不隻是收藏的結果,而且意味著人口遷徙和文化傳承。

淩家灘文化略早於良渚文化,與紅山文化時代相當,相距千餘公裏,有驚人相似之處,玉器亦登峰造極。張敬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淩家灘二十三號大墓出土玉器研究”介紹了零七年六月親自發掘M23大墓的情況:長3.6米寬2.7米,出土器物三百餘件,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最大、最豐富的墓葬之一。最重要的發現是長72cm、重達88公斤的玉豬,經檢測為透閃石標準軟玉。龜形器與玉簽同出,二根在裏三根在外,顯示了占卜功能。同時出土玉鐲十個,玦三十個;玦不止是耳飾,可能還掛在衣服上,另有他用。附近有上千平方米的祭壇,表明墓主身份非同凡響。從工藝分析采用了陰刻、浮雕、圓雕、透雕、減地法、管鑽、實心鑽、片切割、線切割等技術,可能還使用了陀切割和打磨拋光。玉锛和一些裝飾品上有明顯的陀紋痕跡,陀的使用是玉器加工技術的一大進步。淩家灘玉器品種眾多,玉料廣泛,還發現了唯一的翡翠鉞。他們正在附近地區尋找玉料來源。

紅山、淩家灘、良渚文化玉器分別達到了頂峰,其後又不約而同地衰落了。紅山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河沿文化並沒有完全繼承紅山文化玉器傳統。塔拉(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新發現及出土玉器”介紹了最近在赤峰哈啦海溝墓地和通遼南寶力皋吐墓地進行發掘情況。哈啦海溝墓地發掘了十九座淺葬長方形豎穴墓,帶(偏)半洞室,仰身屈肢葬,單、雙人、多人葬均有,陪葬品1-33件不等。有趣的是雙人葬有頭對頭、腳對腳、並排三種形式。祭祀坑方形,器物較多,有火燒的痕跡。距今4300-4500年,屬小河沿文化,是繼大南溝墓地後赤峰地區又一重要發現。M3出土玉手鐲和玉環。南寶墓地發掘了142座長方型土坑墓,仰身直肢單人葬,僅一例雙人合葬墓,有個別火燒墓。出土玉器有牙璧、斧、鑿、耳環、玉管等,90%為裝飾品。骨柄鑲石雙刃刀、異形壺、人形陶壺獨具特色。距今4200-4600,建議定名小河沿文化南寶類型。這兩處墓葬都比較複雜,但沒有發現紅山文化標誌性的勾雲形器、箍形器和玉豬龍,反映了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末期南北溝通和東西交流的可能性,值得好好關注和研究。

中原地區特別是仰韶文化分布區似乎有不同的玉文化傳統。李新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探討了“河南西坡墓地玉器與中原玉禮製的濫觴”。西坡遺址位河南靈寶陽平鎮,坐落於鑄鼎原南部,總麵積約100萬平方米,經多次發掘發現了仰韶文化中期特大型半地穴式房址:F106室內麵積達240平方米,F105占地麵積達500餘平方米。發掘39座墓,其中9座共出土14件玉器:13件玉鉞,一件殘玉環。多數玉鉞見於女性墓,M34是年青女性墓出土玉鉞兩件,M11是兒童墓出土玉鉞三件。出土位置不甚固定,頭部、手臂部、腰部、腳部、腳坑內均有發現。最大的墓葬達17平方米,未被盜擾,出土九件陶器,沒有出土玉器。玉鉞均為長舌形,大多中部厚兩側薄,上端較平下部為弧形雙麵刃,末開鋒,無使用痕跡。一件漢白玉,其餘均為蛇紋石。開料普遍使用線切割技術;玉鉞多有孔,多為管鑽,不排除實心鑽的可能性。廟底溝與紅山、良渚、淩家灘文化各具特色,交相輝映,進入了史前文化燦爛期。上層社會形成了長距離交流網,高等級的器物或技術很相似,讓我們對張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有了更深切的體會。龍崗寺曾出土過一些仰韶文化時代的玉器,最近山西清涼寺出土了大量玉器,西坡玉器的出土和研究有利於闡明中原地區的用玉傳統和早期中國的形成。

李健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親自參與發掘了陶寺遺址,“陶寺文化玉器發現與研究”指出當時認為屬於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現在命名為陶寺文化(2600-2000BC)。經濟生活以粟作農業為基礎,養豬業發達,水井深達十三、四米,有雙層陶窯和石灰窯,墓葬成百上千,遺址麵積達三百萬平方米,是典型定居農業文化遺址。發握墓葬上千座,其中六座大型墓,陪葬彩繪漆木器、龍盤、鱷魚皮鼓、石磬等,男女有別,但均未見玉器。玉器見於中小墓葬:玉鉞、玉環、玉鐲、玉璧或瑗、玉琮、綠鬆石頭飾等,做工粗糙,玉質亦不佳。他稱之為平民玉文化。一般認為史前玉文化為神玉或巫玉文化;中原地區玉文化不甚發達,有不同的玉文化傳統。玉文化發展是多元的,不能離開背景文化研究玉器。

玉文化自然發展到了台灣及其附近島嶼。臧振華(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曾任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海隅奇葩——台灣東岸的玉器文明”認為卑南文化出土大量奇特的玉器,隨著南島語族群的擴散對周圍地區如菲律賓產生了影響,是東亞史前玉器中心之一。卑南遺址位於台灣東部台東縣,麵積達90萬平方米,距今約2500-3500年,是台灣已知最大的史前聚落遺址,就近建立了卑南遺址公園和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經多次發掘出土玉器六七千件,可分為裝飾品、工具、武器三大類,未見“禮器”。工具包括玉锛、玉鑿,武器包括玉矛、玉鏃,數量不多。裝飾品包括頭飾、耳飾、項飾、腕飾、墜飾,以耳飾為大宗。1523座墓中692座有陪葬品,其中442座出土玦耳飾,占63.87%。男女老幼均可帶玦,耳飾數量眾多,種類奇特,又可分為環形玦、四凸環形玦、長形玦、變體玦。變體玦異常複雜,變化多樣,其中人獸形耳玦被用來做了史前文化博物館館徽。卑南玉器加工普遍使用片切割技術,未見線切割痕跡。玉料多為蛇紋石或角閃石,大多來自花蓮豐田玉礦;花蓮鳳林鄉西林村發現的平林玉器作坊可能是卑南玉器的原始產地。

三、曆代玉器一脈相承

玦是私人物品,可能意味著生命輪回;琮貫通天地,有關國之大事。牟永抗(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從玉玦到玉琮——史前古玉與東方觀念管窺”指出玦、璜、鉞、璧、琮是五種最典型的中國玉器。玦出現早,分布廣,種類多,是東亞獨特的文化載體。1953年他就發現了馬家浜文化時期與璜、璧同出的玦,但當時不認識。玦可分為三型,有四大分布區。興隆窪文化孕育了玦,玉豬龍也是玦;胎兒形象,象征生死輪回。玉琮是良渚文化最有特征的玉器,也是良渚文化玉禮器的核心,其內圓外方的體形與神人獸麵紋有機結合,標誌著人神交往、天人合一。琮孔上大下小,可以插入杆狀物。琮也讀中,河南人說中不中即從不從,琮可能與中國的形成與命名有關。

良渚文化到齊家文化王琮很流行,進入三代之後反而日漸消失;而玉壁卻日見重要。這可能與天尊地卑重男輕女的社會風氣有關。殷誌強《圓中天地大——玉璧鑒定案例研究》用考古類型學方法對史前與曆代玉璧進行了係統歸納,指出璧數量多,使用時間長,用途廣,影響大,是中國玉器典型代表,並從美學角度進行了藝術分析。玉璧玉質多樣,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紋飾複雜,沁色不同,工藝獨特,發展軌跡相對清楚。原創與仿造有明顯的不同,整體與局部結合可以判斷玉璧的時代。於細微處見功夫,王仁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陶寺玉獸麵牌飾新解》用嫻熟的電腦特技將湖北九連墩出土的一塊戰國玉牌飾分解為雙鳥,同樣,山西陶寺玉獸麵牌飾亦可分解為對鳥。陶寺玉獸麵牌飾也見於湖北肖家屋脊、石家河遺址,河姆渡亦發現了雙鳥形象。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雙鳥或對鳥是流行的玉雕藝術主題,不僅是對自然現象的簡單寫真,而且象征生命和愛情。陝北剪紙抓髻娃娃應用了相同的形式,表達了類似的主題。

進入青銅時代之後,玉文化依然繁榮。商周玉器眾多,繼承了良渚、淩家灘、紅山等史前玉文化傳統。陳啟賢(台灣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會長)“商代玉雕工藝微痕類型簡介”從花園莊東地54號商代晚期墓出土玉器出發係統介紹了商代玉雕工藝與技術:觀察研究出土的百餘件玉器的微痕,可分為十一類三十九型。片切割、實心鑽、管鑽、推蹭、鏤空、拋光等很流行,未發現線切割痕跡。用竹管、骨管、銅管做過摸擬實驗,磨損率分別為5比1、100比1、3比1,銅管最好,竹管也不錯。分類分型研究以具體的摸擬實驗和精確的觀察為基礎,目的在於回顧古代生活環境,複原工藝技術過程,亦有利於玉器鑒定。

薑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玉器研究”指出虢國墓地是聚族而葬,等級齊全,排列有序的邦國公墓。十八座大型墓保存完好,盜墓未遂,僅差十厘米。2001號墓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南北長5.3米,寬3.55米,深12米,葬具為木質重棺單槨,外加大型棺罩。墓主人虢季下葬時口中含玉,麵部覆蓋綴玉暝目,胸佩七璜組玉佩,雙手握玉,腳趾夾玉,頭北腳南,仰身直肢,雙手置於胸前。該墓是目前發現的西周春秋時期級別最高、保存完整、出土文物最為豐富的王墓,埋葬年代為周宣王執政的晚年,距今約2800年。墓中隨葬品極為豐富,分為銅、金、玉、石、瑪瑙、骨、陶、角、牙、蚌、皮革、木、竹、麻、絲帛等19大類達5293件(顆),填補了西周時期考古研究的一些空白。綴玉瞑目、七璜組玉佩猶為珍貴。虢國墓地玉器以商代為最多,亦有史前如紅山玉器,全新的周代玉器反而不多。改製改造很普遍,前朝玉器是後代玉料的主要來源;未被改造的玉器必是傳世玉器精品中的精品。

類似虢國墓地的梁帶村墓地是周代芮國姬姓墓地。孫秉君(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發現於2005年,以保存好、等級高、遺物豐富著稱於世。所發現的1300座兩周墓葬,均為南北向,屬典型的邦國墓地。7座大型墓葬未被盜掘,出土了極為豐富的組合清楚、位置準確的銅、金、鐵、玉、石、瑪瑙等遺物5000餘件。M27芮桓公墓形製巨大,總長60米,帶有南北兩條墓道;M26桓公夫人墓亦帶有一條墓道。金玉在棺內,其他在棺外。兩座墓出土的極豐富的玉器,發現了許多前所未見的玉器品種。玉料以白玉和青白玉為主,亦有數量不菲的和田玉白玉。玉器主要分為禮玉和佩玉兩大類,禮玉中又以七璜聯珠、梯形牌組佩最為珍貴。芮國墓地玉器以時代劃分,可分為紅山文化、龍山、商代、西周和春秋五個時期,商代和西周玉器數量約占60%,改製玉器、未完成的玉器普遍,而玉器加工所剩餘的下腳料亦作為隨葬品下葬,這些都為研究玉器的製作工藝提供了難得的研究素材。以往春秋早期的大墓發現較少,而國別明晰、未被盜掘的諸侯等級的大墓更是鳳毛麟角,梁帶村芮國墓地的發現彌補這一缺憾。

盧兆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親自發掘過滿城漢墓,“關於漢代玉器的幾個問題”指出西漢前期玉器仍然是戰國風格。文景之後經濟繁榮、儒家學說占統治地位、西域交通順暢,西漢中期才形成漢玉風格。儒家主張“德治”、“仁政”,“以玉比德”、“君子如玉”,“玉德”、“貴玉”思想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周人辯玉,首德次符。“德”指玉質地或本質,“符”指顏色或外觀。《禮記》“十一德”、《管子》“九德”、《荀子》“七德”,先秦諸子隻談玉德,不談玉符。西漢劉向《說苑》將七德簡化為六美,“德”即“美”。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再簡化為五德,並將美與德並列來定義玉:“玉,石之美有五德者”。這標誌著“首德次符”到“德符並重”的轉變。漢玉更加精美複雜,以玉衣、玉璧、玉舞人、玉韘、玉具劍為代表,標誌著玉文化發展史上又一頂峰。李銀德(徐州博物館)“漢楚蘊玉”指出徐州是我國出土漢玉數量最多、類別齊全、富於特色的地區之一。獅子山、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玉器質地絕佳,工藝精美,代表了我國已出土漢玉的最高水平。葬玉特別發達,金、銀、銅、絲縷玉衣和鑲玉漆棺等都是漢玉中的重器。獅子山西漢楚王墓金縷玉衣基本上完好無損,由4248片和田玉和1576克金絲串成,最早也最精致。玉龍、玉豹、玉蟬、王卮、玉瑗、玉枕、龍鳳玉璜、龍鳳玉戈、組珮是楚漢玉器精品。東洞山劉氏宗侯墓出土銀縷玉衣、飛龍、雙麵玉鷹、玉印,北洞山出土了玉麵罩和玉熊,都十分精美。徐州博物館和國家博物館聯合主辦的“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精品展”全麵展示了西漢王侯的葬製葬俗以及漢代王室冥宮的“奢華生活”,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大唐王朝是一個十分開放的王朝。劉雲輝(陝西省文物局)“唐代玉器研究”指出唐代玉器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受外來文化影響十分明顯。玉帶是唐代出土和傳世品中常見的玉器,也是唐代最為重視並最具特征的玉器。何家村出土玉帶十副,其中一幅九環十四塊,是隋代製作的;其他九副有“墨書記錄”,各不相同,都是唐代玉帶。其中碾獅紋白玉帶、碾伎樂獅紋白玉帶、骨咄玉帶域外風格尤為突出,進貢的可能性很大。文獻記載表明很多國家向唐朝進貢,其中包括玉帶、玉杯、項鏈等。有些記錄的沒有發現,有些發現了又未見記載。白玉鑲金而成的金口白玉杯或金裝玉杯是唐代出現的新事物,金玉項練中有紅寶石、青金石、玻璃,玉組珮中有水晶、珍珠、琥珀。佛教用玉如裝舍利的玉棺也已出現,還有一些痕都斯坦玉器。忍冬紋八曲玉杯、羚羊首瑪瑙杯、玉梁金筐蝶躞帶精美絕倫,如果不是來自域外,肯定受到了外來文化強烈的影響。

遼、金、元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春水秋山玉是南北文化結合的產物。1983楊伯達根據《金史·禮製》提出“春水”、“秋山”玉概念,認為入金漢族工匠吸收女真文化創造了“春水”、“秋山”玉。田廣林(遼寧師範大學)《關於遼金春水秋山玉研究的幾個問題》認為春水玉與水有關,常見釣魚捕鵝、蓮花鶴紋圖案;秋山玉反映森林狩獵生活方式。“春水”、“秋山”玉始於契丹遼,成熟於金、元,持續到明、清;其文化淵源不是遊牧而是漁獵,並受到了唐宋花鳥畫文化的影響。

於明(中央美術學院玉文化研究中心)“子剛款玉器研究”指出陸子剛確有其人,生活於明末蘇州,生於1535而不是1547,卒年不詳。通過對故宮等大博物館和正式出版物上子剛款玉器的研究表明:陸子剛做的肯定帶款,有子剛款的不一定是陸子剛造,其共同特點是精致,大體包括鼻煙壺、扳指、杯、盤、盒、壺、帶鉤,以牌子數量為最多。明清流行的牌子是詩文圖畫合一的有孔把玩物,具有誌存山水的人文意境。陸子剛之前沒有真正的牌子,隻有“方形片狀器”或“帶板”。正是陸子剛創造了牌子,“子剛”也就成了牌子的代稱。陸子剛死後,子剛款玉器仍然大量湧現,也就不足為怪。

乾隆以前有款識玉器不多,子剛款是罕見的特例。張廣文(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清代乾隆時期玉器研究”指出故宮博物院現藏的三萬件玉器,多數為乾隆時代收藏或製作,習慣直接稱清代玉器為“乾隆玉”。數量品種之多,無所不有,難以分類。大形玉器如玉山、玉甕、玉瓶、玉磬、玉屏風,畫家參與設計,巧奪天工;小形玉器如玦、珮、扳指、鼻煙壺,巧雕細刻,精美絕倫。“玉癡”乾隆皇帝與玉有不解之緣,喜歡題詩鑒名。工藝水平登峰造極,創造了中國玉器文化的又一頂峰。
台北故宮有290多件伊斯蘭玉器(北京故宮更多),舉辦過“痕都斯坦玉器展”、“伊斯蘭玉器特展”。鄧淑萍(台北故宮博物院)《目前所知曆史上的中亞玉器——兼及小量西亞玉器》指出乾隆皇帝娶了香妃之後,許多玉器就從新疆傳了進來,“香妃的玉碗”有乾隆禦題記載。代表作羊頭瓜瓣杯玉質瑩白、拋光細膩,是多元文化的融合:羊頭源自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葫瓜造型取自中國,蓮花座則屬於印度。這些玉器在雕刻、器形和紋飾上都呈現出不同的風格,主要來自印度的蒙兀兒帝國與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曆史記載與考古發現表明六朝、隋、唐時代就有大量中亞玉器進入中國。薩爾馬幹已開始製作玉器,並且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唐代羚羊角瑪瑙杯和八曲玉杯可能來自薩珊。蒙古西征之後統治了中亞地區,帖木兒的棺材是用玉做的。伊朗神殿的兩件玉器和薩馬爾幹的玉杯是中亞或西亞本地製造的。

當代玉器全麵發展,進入了繁榮新境界。古方指出“海派玉雕”用料考究,精雕細刻,形象生動,信譽良好,已具有整體品牌效應,進入了熱門收藏品行列。上海是財富與繁榮之地,近百年來形成了海派玉雕。計劃經濟時代不計成本,創造出了一些藝術精品:六十年代多位玉雕大師曆時三年半完成“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堪稱“國寶”;七十年代用七噸多重的和田青玉雕成“紅軍紅征”,可比乾隆“大禹治水”。市場經濟時代各路高手盡顯神通,海派玉雕以兼容並蓄為特性,靈秀俊朗,法度嚴謹,精致細膩,在全國玉雕行業獨樹一幟。用料有限,創意無窮。既有厚重的傳統文化神韻,又有新穎的時代氣息,海派玉雕精品是當代玉雕藝術的傑出代表。

約瑟夫·奈將國家實力分為硬實力(hard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兩者結合成為巧實力(smartpower)。化幹戈為玉帛,中國是倡導軟實力的故鄉。呂宇飛(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州研究所)從國家策略層麵考察玉文化,“玉文化與國家軟實力”指出玉器代表中華民族最高審美情趣,玉文化就是軟實力。創造力來源於傳統文化,沒有傳承就不能創新,文化複興是傳承和創新的結合。玉器是物質生產和精神文化創造出來的時代結晶,有頑強的生命力、蘊含豐富的創造力和非凡的淨化力,國家繼承和發揚玉文化自然會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同化力。

萬年不朽,曆久彌新。玉文化從多個方麵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總體特征:1、久遠性:有近萬年的曆史;2、普遍性:包括台灣(卑南文化)在內中華大地普遍流行;3、連續性:興隆窪文化開始玦流行至今;4、人文性:體現儒家人文精神;5、兼容性:不同民族共享;6、主體性:玉文化本土起源,在傳統文化中占主體地位。

玉器加工技術一直領先世界,玉器藝術植根國人心靈。多次改朝換代和變革,中華民族難免傷筋斷骨,但玉器根深命長,玉文化血脈猶存。中國曾被稱為“絲綢之國”、“瓷器之國”,其實最確切的名稱就是“玉之國”。瓷器易碎,絲綢易爛,唯有玉堅貞不朽。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堯天舜日是玉帛古國時代,傳國玉璽是國家象征。玉人感應,既可感化君子,也可德化國家。玉器不朽,玉文化充滿生機。兩岸三地專家朋友歡聚一堂,各抒己見,必將激發國人對玉器的熱愛,複活玉文化民族傳統命脈。

邢銳、易華紀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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